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二层“尺素情怀”展厅中，有一件俞平伯赠毕树棠本《遥夜闺思引》吸引了无数观众的驻足观赏，也引起了不少艺术史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的强烈兴趣。此本写于1945年末，是《遥夜闺思引》的第三个写本，以仿绍兴本通鉴行格乌丝栏稿纸工楷精写，凡十页，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卷首题“古槐书屋诗卷五”，文末有“敬赠呈树棠吾兄即希教正”之跋语。其中写给毕树棠的跋语既是理解《遥夜闺思引》诗作隐喻的重要提示，也是我们解读俞平伯《遥夜闺思引》系列书写行为的关键文本。以下我们便试作一探析。
俞平伯赠毕树棠《遥夜闺思引》写本跋语-1
《遥夜闺思引》诗作完成后，俞平伯于1945年秋开始应亲友之邀，将《遥夜闺思引》抄录并加跋语赠送亲朋好友，如再加上《遥夜闺思引》付印后的跋语，总计是17种写本和跋语。随后又在沈从文、朱光潜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副刊上将为每个抄本题写的跋语陆续发表。1948年3月，在好友暴春霆的主持下，由北平彩华印刷局以上好的道林纸珂罗版影印100册；5月，又再改版影印300册。两册书均题为《遥夜闺思引》，只是装帧略有不同。8月，暴春霆又将17种跋语集合起来，出版了初版影印300册的《遥夜闺思引跋语》。“从写作、发表、出版的整个过程及其版本格式来看，俞平伯是将《遥夜闺思引》作为一个事件来经营。”（1） 而17种写本跋语其实严格说来应是6种《遥夜闺思引》诗作写本，以及17种针对诗作的跋语写本。这一系列的书写行为到底反映了作者怎样的处境与心境呢？
俞平伯赠毕树棠《遥夜闺思引》写本跋语-2
从《遥夜闺思引》诗作及其各则跋语的受赠者身份来看，许季珣（2） 即许宝騋，是俞平伯夫人许宝钏的四妹，许宝驹（3） 即许宝钏的弟弟、俞平伯的表兄兼大舅子，胡静娟（4） 即俞平伯的姨表妹，俞润民（5） 是俞平伯的独子，这都是俞平伯的亲戚；吴小如（6） 、华粹深（7） 是俞平伯的及门弟子；朱自清（8） 、杨振声（9） 是俞平伯在清华中国文学系的好友兼同事；叶圣陶（10） 是俞平伯的至交；毕树棠（11） 则是俞平伯的友人。俞平伯对《遥夜闺思引》受赠者的这一番安排，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抗战期间留居北平的交友网络。妻妹、姨妹、独子代表了家族血缘，这种根底深厚的大家庭及地方家族的联姻，为俞平伯提供了长期安稳的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的滋养熏陶以及不为时代所裹挟的精神庇护。弟子们则代表了一种学问或精神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朱自清与杨振声不仅是俞平伯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同系同事，二人也分别在1929年、1930年和1932年、1934-1937年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也是俞平伯的领导。据《朱自清日记》记载，北平沦陷后的1937年8月11日下午，朱自清专程来访，谈随清华大学师生南下之事，俞平伯劝他留在北平等待观察一段时间，“认为目前南去并不明智，南方局势亦不平静”，“北平在不久的将来将是最安全处。” （12） 此时正值俞平伯轮休一年，到第二年暑假休假结束时，俞氏虽已收到西南联大的聘书，但终以侍奉双亲和体弱多病为由而婉拒。（13） 叶圣陶是俞平伯终其一生关系最为密切的至交。《遥夜闺思引》低徊身世，兴感海桑，其所续接的文类传统，即《遥夜闺思引》序中“待续闲情之赋”所指，即陶渊明之《闲情赋》以及由此可以上溯到张衡的《定情赋》、蔡邕之《静情赋》、王粲之《闲邪赋》、陈琳与阮瑀同题之《止欲赋》、应玚之《正情赋》、曹植的《静思赋》及张华的《永怀赋》等一脉相承的比兴手法。（14） 诗中的“君”和“妾”，或也可指“国”与“家”，“君”与“臣”。俞平伯在给毕树棠的第二则跋语中说：“苏州有小曲曰《知心客》，尝爱其名。兹篇之‘知心奈君何’一句，原典即出于此，尘陋可想矣。夫知心客安在？诚为难题。” （15） 这种知音难求的忧虑似乎贯穿了《遥夜闺思引》的各则跋语，他不断地浓圈密点、自注自言，其实也就是要得到身边亲友的理解，并进一步“求知”于整个士林社会。
俞平伯赠毕树棠《遥夜闺思引》写本跋语-3
那么，俞平伯“求知”的策略又是什么呢？《遥夜闺思引》于1945年9月24日写迄（16） ，随后俞平伯即将诗作呈示几位近亲好友。毕树棠《题<遥夜闺思引>》中载：“民国三十四年秋，抗战胜利，故都光复。一日，平伯先生过舍，以《遥夜闺思引》诗稿见示。余愧不知诗，惟见其峰峦起伏，情辞哀艳，中若痛经世变，深寄慨思，非等闲幽怨之作也。” （17） 也就是说，毕树棠第一次见到《遥夜闺思引》诗作，是在1945年秋。但清华大学所藏《遥夜闺思引》写本的落款时间是“乙酉岁嘉平月十有四日书于北平”，跋语又题作“时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三十五年元月三十一日敬赠呈树棠吾兄，即希教正。”如果俞平伯先生所书以上时间皆无误（没有理由怀疑时间有误），则不妨有如此推测：俞平伯在诗作完成后的不久已呈给毕树棠寓目（1945年秋），此后不久，在11月28日完成给毕树棠跋语的创作，又过了十余日，再于12月14日正式完成写赠毕树棠的《遥夜闺思引》写本，到次年的1月31日，才“敬赠呈树棠吾兄”。而在此前十日，即1946年1月21日，俞平伯已先期将这段写赠毕树棠的跋语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上。其跋语的创作时间早于诗作赠本的书写时间，足证俞平伯把这篇跋语即对《遥夜闺思引》隐喻系统的交待是看得十分重要也非常必要的。而在将跋语正式呈交毕树棠之前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也折射出俞平伯希望更多的文化人通过解读《遥夜闺思引》诗作而进一步理解其中所透露出的“身世怀抱”的迫切心情。
但俞平伯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求知欲”呢？这恐怕要源于抗战时期留居北平的知识人普遍的道义压力。面对日军侵占、国将不国之时，作为传统之“士”，所应采取的态度，极端一点就如同是清华教授并在外文系任教的吴宓所言“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18） ，平和一些可像北大教授罗常培在《临川音系跋》中的想法：“既不能立刻投笔从戎的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那么，与其成天的楚囚对立，一筹莫展，何如努力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藉以镇压激昂慷慨的悲怀。” （19） 然而，随后不久，吴宓和罗常培等也抵挡不住同事和亲友的劝说，纷纷南下。无论各自的真实心境如何，俞平伯留居北平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也迫使他不得不在抗战结束时向这些南渡而又北归者积极表白心迹。而获赠《遥夜闺思引》写本或跋语的这些亲友，均与俞平伯或有会于文心，或悉知其生平，俞平伯寄赠他们写本与跋语，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17种跋语之中，有三种却是写给关系不是那么亲密的友人毕树棠的，在其中所占分量最重，这到底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据毕树棠刊于1947年《民国日报》“图书”副刊的《题<遥夜闺思引>》所载：“忆抗战之前，平伯先生执教清华大学有年，余供职于清华图书馆亦有年，同处一校，而过从甚少。盖先生幼承家学，壮游欧洲，际五四之沸潮，启新运之文风，为世所宗仰久矣。余惟读其书，敬其人，拳拳私淑，徒抱高山仰止之思耳。及先生卜居郊园，寄情山水，讲学论文而外，鲜与俗通，故虽咫尺，犹若天涯。七七军兴，余迁居城内，适与先生为近邻，乃偶得晤谭，互倾积悰。既而先生掌教中国大学，邀余授《欧洲文艺思潮》，自此朝夕相从，八载如一日，竟成莫逆也。” （20） 另据毕树棠晚年对女儿毕可绣的讲述，抗战期间毕树棠因家庭拖累未随清华南迁而困守清华大学留守处，全家13口人均靠其稿费养活，俞平伯不仅介绍毕树棠去中国大学任教，还请他来当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月俸50元大洋。在1942年毕树棠的父亲病逝时，俞平伯还请自己的父亲晚清探花俞陛云老先生来亲自主持“点主”仪式（即请人在故去的长辈的灵牌上用朱笔补上“主”字一点），“老先生穿着令人炫目的朝服，仪态富贵而庄严”，给困境中的毕树棠一家以极大的安慰。（21） 此时，与俞平伯相厚的叶圣陶正在四川主持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而俞平伯的同事兼好友朱自清和杨振声均在西南联大任教。如此说来，毕树棠其实是在北平沦陷时期与俞平伯过丛最密的友人之一，俞平伯虽未与清华师生南迁，但却始终惦记着同校同事，极尽可能地给予他们帮助，而毕树棠或许也是最清楚俞平伯在此期间所作所为的清华同事了。
对于怎样理解很难见知于同时代人的《遥夜闺思引》来说，俞平伯给毕树棠的三种跋语在所有跋语中是透露信息最多也是最明白的。清华大学藏《遥夜闺思引》跋语清楚地点出了理解此诗的关键需要在“香草美人”传统中通过“假借”的方式来解读“闺思”：“无待乎假借而明者，莫善于《诗三百》；有待于假借而亦明者，莫善于离骚。”意即借诗中男女之情，以寓名场仕途之事，则诗中如“妾命薄于烟”一类的身世感遇便变得不是那么难于理解了。而在1946年2月13日《跋毕树棠写赠本》（22） 中，俞平伯则重点流露了“知心客安在”的忧虑，并继而表达了“夫求知于时人之情也，并世不相知，或知而不尽，则转期诸当来，亦人之情”，希望即使现在不被人所知，在将来也总有一天会被人理解。而对于在北平沦陷时期与俞平伯“朝夕相从，八载如一日”的毕树棠来说，似乎已成悉知俞氏这段时期所作所为的唯一见证人，俞平伯如此殷殷叮嘱，不仅是要求毕树棠知，进而也是希求通过毕树棠之口，转而求其所立身的士林社会所知。而毕树棠在随后的1947年6月27日在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中公开刊登了《题<遥夜闺思引>》，“而其间能得一知己，道以正之，学以益之，使忍能自安，依有所归，久而不失其本，则亦一生之大幸也”，“故世之知诗者，知先生必以诗传，余不知诗，而深知先生，知诗将随先生以不朽，读孔氏书，百世不失仲尼，此之谓也。” （23） 按照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说法，“士”之使命以“导民以知识”和“诲民以道德”为首务。（24） 这个标准，也正符合毕树棠所言俞平伯在抗战时期留居北平时的作为。这篇《题<遥夜闺思引>》其实已清清楚楚地向世人证明了俞平伯的清白，也底气十足地预示了他日后必以言而立身的杰出成就。
俞平伯在赠毕树棠跋语中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此言乎其可知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言乎其不可知也。”事实上，正是因为希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才使得采用“微而婉”的修辞策略来书写其特殊时期“身世怀抱”的俞平伯写下了可供后人反复咀嚼品味的名篇《遥夜闺思引》诗作和跋语。正是因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不尽”或者“不足”的千古文心，才使得俞平伯通过反复的书写和不断的加跋来实现自注、自白的目的，才形成了这样一批足以惊艳世人的小楷书法精品。而正是因为这些“深美宏约”的诗作文章，才使得斯人斯世、此情此景引发了无数后学对水木清华的悠悠向往。
注释：
（1）参见袁一丹：《俞平伯<遥夜闺思引>表微》，《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2）第一写本赠许季珣君，跋语创作于1945年11月9日。
（3）《<遥夜闺思引>跋文五篇•（二）以吴小如君写草体巾箱本赠许宝驹》，创作于1946年11月9日，刊于1947年3月17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
（4）第二写本赠胡静娟君，1945年11月中旬；1946年3月9日跋胡静娟写赠本，并刊于1947年3月17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1946年7月1日又跋。
（5）跋为润民写本，创作于1946年2月1日，刊于1947年6月9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题为《为润民写<遥夜闺思引>后记》。
（6）1945年12月2日跋吴小如写赠本，1945年12月4日又跋，刊于1946年1月18日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第33期，题为《跋吴小如写本<遥夜闺思引>二则》。
（7）1945年12月18日跋华粹深写本，刊于1947年3月17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题为《<遥夜闺思引>跋文五篇•（三）华粹深君写本》。
（8）1945年12月20日第四写本赠朱佩弦（朱自清）君，刊于1946年1月22日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第35期，题为《跋<遥夜闺思引>》（其四）；又刊于1948年9月12日《华北日报•文学》周刊第37期“朱自清先生纪年专号”，题为《跋<遥夜闺思引>写本赠朱佩弦君》，文末增加了1948年9月10日所作后记。
（9） 1946年8月3日第五写本赠杨今甫（杨振声）君，刊于1948年11月28日《华北日报•文学》周刊第47期，题为《<遥夜闺思引>跋语三篇•跋第五写本赠杨今甫君》。
（10） 1947年4月3日跋叶圣陶写本，刊于1947年4月28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题为《叶圣陶兄写<遥夜闺思引>跋》。
（11）1945年11月28日第三写本赠毕树棠君，刊于1946年1月21日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第34期，题为《跋<遥夜闺思引>》（其三）；1946年2月13日跋毕树棠写赠本，1947年2月1日又跋，刊于1947年3月17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题为《<遥夜闺思引>跋文五篇•（五）毕树棠君写赠本》。
（12）姜建、吴为公著：《朱自清年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63页。
（13）《俞平伯年谱》，第217页。
（14）袁一丹：《隐微修辞：北平沦陷时期文人学者的表达策略》，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15）俞平伯《跋毕树棠写赠本》（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见《俞平伯全集》第1卷，第504。
（16）《俞平伯年谱》，第228页。
（17）毕树棠：《题<遥夜闺思引>》，原载1947年6月27日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18）1937年7月14日吴宓日记，见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68页。
（19）罗莘田（罗常培）：《临川音系跋》，《图书月刊》1942年2月第2卷第2期。
（20）毕树棠：《题<遥夜闺思引>》，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第253页。
（21） 毕可绣：《从俞平伯先生的长诗<遥夜闺思引>手稿想到的》，见清华校友总会网站“校友文苑”栏目。
（22）见《俞平伯全集》，第504~505页。
（23）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24） 梁启超：《新民说十六》第十四节续《论生利分利》，《新民丛报》1902年11月14日第20号。
